第一千零七十章 风起四十一
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,只动用部分存款,并不会危及“交子”信誉。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“交子”,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。这种“交子”已经是铸币的符号,真正成了纸币。但此时的“交子”尚未取得政府认可,还是民间发行的“私交”。
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,恪守信用的。有一些惟利是图、贪得无厌的铺户,恶意欺诈,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,停止营业;或者挪用存款,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,使所发“交子”无法兑现。这样,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,便往往激起事端,引发诉讼。于是,景德年间(1004-1007年),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,剔除不法之徒,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。至此“交子”的发行开始取得政府认可。
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年),政府设益州交子务,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,并“置抄纸院,以革伪造之弊”,严格其印制过程。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——“官交子”。它比美国(1692年)、法国(1716年)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,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。
交子的发行权从民间转移到了朝廷,一开始的朝廷也是非常谨慎的,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,其大致内容为:第一,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,称为“兑界”,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,方可使用。创立“兑界”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,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;第二,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,其面额通常为一贯、五贯、十贯等;第三,每印发一界交子,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,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;第四,禁止私人印刷交子,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,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;第五,限定流通区域,开始时,“交子”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,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。
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“交子”的顺利流通。
然而朝廷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,当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,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,利用手中的权力,滥用公信力,无限制地发行纸币,最终造成通货膨胀,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,也就变成了废纸,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官府发行纸币,有时竟没有准备金,比如仁宗庆历年间(1041~1048年)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,以支付粮草费,无钞本。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,而大量超额发行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,哲宗绍圣年间(1094~1097年)“界率赠造,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,少者数十万缗,多者或至数百万缗,而成都乏用,用请印造,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。”可见,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,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,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,又要增造。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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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,恪守信用的。有一些惟利是图、贪得无厌的铺户,恶意欺诈,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,停止营业;或者挪用存款,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,使所发“交子”无法兑现。这样,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,便往往激起事端,引发诉讼。于是,景德年间(1004-1007年),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,剔除不法之徒,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。至此“交子”的发行开始取得政府认可。
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年),政府设益州交子务,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,并“置抄纸院,以革伪造之弊”,严格其印制过程。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——“官交子”。它比美国(1692年)、法国(1716年)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,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。
交子的发行权从民间转移到了朝廷,一开始的朝廷也是非常谨慎的,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,其大致内容为:第一,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,称为“兑界”,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,方可使用。创立“兑界”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,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;第二,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,其面额通常为一贯、五贯、十贯等;第三,每印发一界交子,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,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;第四,禁止私人印刷交子,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,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;第五,限定流通区域,开始时,“交子”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,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。
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“交子”的顺利流通。
然而朝廷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,当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,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,利用手中的权力,滥用公信力,无限制地发行纸币,最终造成通货膨胀,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,也就变成了废纸,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官府发行纸币,有时竟没有准备金,比如仁宗庆历年间(1041~1048年)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,以支付粮草费,无钞本。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,而大量超额发行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,哲宗绍圣年间(1094~1097年)“界率赠造,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,少者数十万缗,多者或至数百万缗,而成都乏用,用请印造,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。”可见,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,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,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,又要增造。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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