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 蚍蜉戴盆,语出惊人
日讲不同于经筵,经筵侧重于规谏和义理,日讲则重在传授知识,以开蒙为主。
简单来说,日讲就是字怎么读,句怎么断,意思是什么。
具体到教学上,就是讲读官出列朗诵一遍,朱翊钧跟着读,读上个十遍。
确保句读与发音没问题后,再翻译成大白话解释一番。
至于断句与释意,用谁的版本?
自然是每个讲读官都有自己的版本,轮流翻译。
所谓六经注我,经典的作用,便是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,就是这个道理。
这也是为了兼听则明,融会贯通。
再往深了,文章讲什么道理,阐述什么理念,那就是皇帝经筵的事了,不是应该在日讲上谈论的。
而《太甲》这一篇,跟论语不同,只是讲述史实,内容上也没有太多争论,除了敏感些,其余并没有什么政治风险。
若非如此,高仪也不会应下此事。
朱翊钧就这么被高仪领着,逐字逐句地开始学习。
“太甲既立,不明,伊尹放诸桐,三年,复归于亳。”
……
“天作孽,犹可违。自作孽,不可逭。”
……
十遍读完,朱翊钧只觉得口干舌燥。
跟穿越前的发音不同,此时的发音,卷舌太多,尤其是官话雅言,朗诵就像弹舌。
如今他才算是明白,善辩为什么叫巧舌如簧。
不会点弹舌技巧,诵念都费劲,别说跟人舌辩了。
教完诵念之后,高仪便退到一边去,先由诸位讲官轮流进讲译文。
诸讲官都是各部衙门抽调的,包括礼部侍郎张四维,司经局余有丁,礼部侍郎马自强等等,都是历来博学之辈。
“这位先生,是叫……”
等一名讲官解释一遍后,正要退下,朱翊钧突然叫住了他。
张四维身子顿了顿,回话道:“微臣,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,张四维”
朱翊钧一愣。
晋党张四维?
这不是王崇古的外甥么?
敢情还有日讲的资历。
但此时不是深究张四维的时候,他点了点头,说道:“张学士,本宫有不解之处。”
张四维迟疑了一下,回道:“殿下请说。”
朱翊钧请教道:“张学士方才说,选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就能安定,弃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祸乱。”
“那怎样的人,才算是有德行的人呢?”
张四维欲言又止,最后还是道:“殿下,此乃‘德惟治,否德乱’之解,至于何为有德之人,如我朝三位辅臣,皆是有德之人。”
“先帝将三位硕德之臣留给殿下,我大明朝必定能长治久安!”
说罢,他也不顾朱翊钧是否还有话,径自回了班列。
朱翊钧也没跟他计较。
张四维怎么回话并不重要,自己这番作态主要是为了试探高仪。
日讲太甲之事,若单纯只是高仪有心劝谏他,邀名求直,捞取政治声望,此时他就应该接下话茬了。
可高仪面无表情,显然并非是他有话要说。
等到又一名讲官释经之后,朱翊钧再度叫住了其人:“这位先生是?”
余有丁恭敬有加:“臣,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,余有丁。”
朱翊钧又愣了一下。
合着能侍读日讲的人都不简单啊。
这余有丁他知道,其人是十年前,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探花,所谓四一余先生是也。
同年榜眼王锡爵,状元申时行,历史上三人先后都进了内阁,明朝二百多年以来,一甲同为内阁,仅此一科而已,一时传为佳话。
朱翊钧定了定神,开口道:“余探花,本宫又有不解之处。”
余有丁同样进退两难,硬着头皮道:“殿下请说。”
朱翊钧点点头,说道:“伊尹说太甲作为君王‘不义’,所以将他驱逐。”
“余探花,何为君之不义?太甲是做了何事?若是本宫不义,元辅也要将本宫驱逐吗?”
余有丁险些两眼一花,皇太子往日记诵都难,今日怎么还思考上了?
这问题他能答,却不可以答。
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:“殿下,臣诠才末学,浅尝答殿下问。”
“君之不义,乃是上背于天,下虐于民,道之弃也。”
“但殿下仁孝至善,心怀苍生,又有众正盈朝,乃有大兴之相,岂会重演不虞之事?”
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。
高仪本是老神在在,事不关己,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,却也不得不答话。
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,答道:“殿下,日讲课业繁多,时日有限,不妨先诵记下来,等到开经筵时,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。”
日讲就算了,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,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。
朱翊钧哦了一声,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。
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,归了班列。
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,内容上都大同小异,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。
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,心中则回想着,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,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。
那就只剩张居正了!
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。
朱翊钧知道,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,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,他的一举一动,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。
那么,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?
是要匡扶社稷,中兴国邦,让大明再次伟大。
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,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,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,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。
嘉靖二十八年,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,一道《论时政疏》直达天听。
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,涉及宗室贵族、吏治选拔、官场风气、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。
可惜的是,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,有些曲高和寡。
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,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,内阁斗争激烈,根本无暇他顾。
加之他人微言轻,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。
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,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,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。
即便心中苦闷,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“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”。
他放弃了么?当然不是,所谓内抱不群,外欲浑迹,相机而动,是他的真实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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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单来说,日讲就是字怎么读,句怎么断,意思是什么。
具体到教学上,就是讲读官出列朗诵一遍,朱翊钧跟着读,读上个十遍。
确保句读与发音没问题后,再翻译成大白话解释一番。
至于断句与释意,用谁的版本?
自然是每个讲读官都有自己的版本,轮流翻译。
所谓六经注我,经典的作用,便是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,就是这个道理。
这也是为了兼听则明,融会贯通。
再往深了,文章讲什么道理,阐述什么理念,那就是皇帝经筵的事了,不是应该在日讲上谈论的。
而《太甲》这一篇,跟论语不同,只是讲述史实,内容上也没有太多争论,除了敏感些,其余并没有什么政治风险。
若非如此,高仪也不会应下此事。
朱翊钧就这么被高仪领着,逐字逐句地开始学习。
“太甲既立,不明,伊尹放诸桐,三年,复归于亳。”
……
“天作孽,犹可违。自作孽,不可逭。”
……
十遍读完,朱翊钧只觉得口干舌燥。
跟穿越前的发音不同,此时的发音,卷舌太多,尤其是官话雅言,朗诵就像弹舌。
如今他才算是明白,善辩为什么叫巧舌如簧。
不会点弹舌技巧,诵念都费劲,别说跟人舌辩了。
教完诵念之后,高仪便退到一边去,先由诸位讲官轮流进讲译文。
诸讲官都是各部衙门抽调的,包括礼部侍郎张四维,司经局余有丁,礼部侍郎马自强等等,都是历来博学之辈。
“这位先生,是叫……”
等一名讲官解释一遍后,正要退下,朱翊钧突然叫住了他。
张四维身子顿了顿,回话道:“微臣,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,张四维”
朱翊钧一愣。
晋党张四维?
这不是王崇古的外甥么?
敢情还有日讲的资历。
但此时不是深究张四维的时候,他点了点头,说道:“张学士,本宫有不解之处。”
张四维迟疑了一下,回道:“殿下请说。”
朱翊钧请教道:“张学士方才说,选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就能安定,弃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祸乱。”
“那怎样的人,才算是有德行的人呢?”
张四维欲言又止,最后还是道:“殿下,此乃‘德惟治,否德乱’之解,至于何为有德之人,如我朝三位辅臣,皆是有德之人。”
“先帝将三位硕德之臣留给殿下,我大明朝必定能长治久安!”
说罢,他也不顾朱翊钧是否还有话,径自回了班列。
朱翊钧也没跟他计较。
张四维怎么回话并不重要,自己这番作态主要是为了试探高仪。
日讲太甲之事,若单纯只是高仪有心劝谏他,邀名求直,捞取政治声望,此时他就应该接下话茬了。
可高仪面无表情,显然并非是他有话要说。
等到又一名讲官释经之后,朱翊钧再度叫住了其人:“这位先生是?”
余有丁恭敬有加:“臣,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,余有丁。”
朱翊钧又愣了一下。
合着能侍读日讲的人都不简单啊。
这余有丁他知道,其人是十年前,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探花,所谓四一余先生是也。
同年榜眼王锡爵,状元申时行,历史上三人先后都进了内阁,明朝二百多年以来,一甲同为内阁,仅此一科而已,一时传为佳话。
朱翊钧定了定神,开口道:“余探花,本宫又有不解之处。”
余有丁同样进退两难,硬着头皮道:“殿下请说。”
朱翊钧点点头,说道:“伊尹说太甲作为君王‘不义’,所以将他驱逐。”
“余探花,何为君之不义?太甲是做了何事?若是本宫不义,元辅也要将本宫驱逐吗?”
余有丁险些两眼一花,皇太子往日记诵都难,今日怎么还思考上了?
这问题他能答,却不可以答。
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:“殿下,臣诠才末学,浅尝答殿下问。”
“君之不义,乃是上背于天,下虐于民,道之弃也。”
“但殿下仁孝至善,心怀苍生,又有众正盈朝,乃有大兴之相,岂会重演不虞之事?”
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。
高仪本是老神在在,事不关己,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,却也不得不答话。
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,答道:“殿下,日讲课业繁多,时日有限,不妨先诵记下来,等到开经筵时,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。”
日讲就算了,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,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。
朱翊钧哦了一声,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。
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,归了班列。
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,内容上都大同小异,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。
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,心中则回想着,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,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。
那就只剩张居正了!
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。
朱翊钧知道,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,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,他的一举一动,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。
那么,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?
是要匡扶社稷,中兴国邦,让大明再次伟大。
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,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,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,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。
嘉靖二十八年,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,一道《论时政疏》直达天听。
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,涉及宗室贵族、吏治选拔、官场风气、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。
可惜的是,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,有些曲高和寡。
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,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,内阁斗争激烈,根本无暇他顾。
加之他人微言轻,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。
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,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,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。
即便心中苦闷,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“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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