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四十章 打土豪
所谓的红军之惯例,自然就是“打土豪,分田地”,具体到初来乍到之时,因为对本地情况不够熟悉,并且也不能确定停留时间,所以暂时无法开展分田地运动,但是第一项的打土豪,是肯定需要进行的。
目前的红军,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援助,也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产业,并且在经过一年多的经营之后,也开始建立了初步的税收体系,因此在经济方面也不像最初上山时一般,完全依赖于打土豪所获得的浮财。
但是一方面此时的红军远离根据地,难以获得后勤上的支援,另一方面,‘打土豪’的意义,也远非获得经费那么简单。
或者说,无论是历史上还是51位面,哪怕是红军最困难的那段时期,这都不是经费都不是‘打土豪’的主要目的,更重要的应该是彻底打破原有的封建结构,以唤醒贫苦百姓的阶级意识,并获得他们的支持。
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近代农村社会,那些土豪们通过土地出租的方式,在获得了丰厚收入的同时,又会继续置买田产扩大家业以追求更多的地租收益,或者通过经商甚至直接放高利贷获取更大利润。
高地租、高利贷榨取佃农的血汗,这种不公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。
这种模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惊人的可复制性,完全不需要费尽心思去学习先进技术,也不需要冒着破产的风险去实现那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,更不需要担心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。
从操作上来说,依仗着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规则和经验,但凡稍微读过点书的人都能把持住一方场面,尤其是除了他们之外的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,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,执行起来甚至要比建立工厂然后组织一群包身工都要容易。
从风险上来说,无论什么时候粮食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脉,而在工业资本或者社会主义力量还未涉及农业农村之前,作为粮食产量的主要占有者和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,这些地主根本不用担心销售问题。
尤其是在买办阶级介入之后,出口粮食等农业产品,然后进口各类工业品,已经成为了越来越风靡的一件时尚——而代价,自然就是越来越多的穷人难以饱腹,毕竟在此之前,肉至少还是烂在锅里的,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,肉还可以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。
最后就是经济危机了,严格来说,虽然农业社会不会发生如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稳定的经济危机,但实际上其背后却是大量不稳定的危机——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,论起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险性,那还是农业社会更胜一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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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正如每次危机来临之时,往往都是大资本兼并扩张的最佳时机一般,在封建时代,每到灾祸发生,那些地主豪绅也会犹如闻着味道而来的秃鹫一般,在本就生存难以为继的受灾民众身上,啄下最后一丝血肉。
总而言之,如果说这个时代的资本家,在市场竞争之下,多少还会被动地采取一些提升生产力的举措,因而相对来说具有一点点的进步性。
那么这些所谓的地主豪绅,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(工业技术)的发展要求,也不代表最广大人民(贫苦百姓)的根本利益,本来就应当是被时代淘汰的对象。
只是“扫帚不到,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”,这些旧时代的遗老遗少可不会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,反而越是生死关头,他们的反动本性就越发地暴露无遗。
在以往的斗争之中,手段最为残酷,行事最无顾虑的,往往还不是那些外地而来的兵匪,而恰恰是那些本地豪绅所组织起来的还乡团、靖卫团。
这些地方武装,虽然无论是武器装备、还是训练水平,都无法与正规军队相提并论,但在与他们的角逐之中红军却着实吃了不少的亏。
因为论起对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,这些当地人出身的民团自然要比大部分为外来者的红军要强上些许。
而因为其行事的毫无底线,对于敢于支持红军的地方群众施加了极为残酷的报复,一度使得不少人选择了望而却步。
所以在这种战争形式之下,最后的胜负手往往就在于谁能够争取到群众的支持,后世的那支军队无往不利的手段,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些惨烈的斗争不断学习而来的。
话说回来,正是因为如此的背景存在,所以当红军每到了一处,首先通过当地党员和群众提供的情报,对此处影响较为恶劣的地主豪绅进行优先打击,就成了行之有效的一种举措。
与此同时,对土豪的打击也满足了农民的利益,这样农民才会拥护这支军队,才会支持革命。
群众们长期处于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,可以说受尽了磨难,同时也被不断的镇压和反动宣传磨灭了反抗的意志。
只有红军在给他们揭露剥削残酷性基础上,又带领大家打土豪并将土豪的不义之财返还给群众。
让群众们不仅意识到反抗行为的正义性,还认识到打土豪、分田地是为他们谋利益的,而不是上等人在玩什么窝里斗,他们才能比较容易地发动起来。
当然了,对于眼下的红军和大余县的百姓而言,这些事情都还为时尚远,16日下午,刚刚攻占大余县城的红四军,在县城中山桥下的河坝里召开了一场军民大会,到会群众近千人,会后,又将打土豪的财物散发给了贫苦群众。
对于当地的群众来说,这支突然出现的军队确实展现了很多和其他军队的不同,其中不少奇异的举动,甚至引发了一些民众的私下讨论。
但毕竟红军刚来不久,军民之间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,所以不少领到财物的群众,实际也就是喊了一声“红军老爷大方”,便该干嘛干嘛去了。
不过又剥削的地方肯定会有压迫,有压迫也肯定会有反抗,只是这种反抗的程度不一罢了,所以有人冷眼旁观,自然也有人踊跃参与,一些当地的贫农还有附近矿场的矿工,在接受到红军的宣传之后,就果断地参与了进来。
显然的,如果红军在此地继续保持以往的作风,群众们也会逐渐地意识到那些问题,并开始自发地支持起这支军队。
只可惜的是,因为来此的时间不长,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也过于薄弱,所以局面暂时还未打开,而一场危机也逐渐地向红军靠拢而来。
对于大部分指战员而言,因为这数个月来的胜利,骄傲自满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在他们心中萌发,虽然下山之后党组织不断地耳提面命,但效果到底如何,谁也没法保证。
尤其是这支军队除了需要执行军事任务之外,还往往肩负这宣传工作,所以在兵力安排上也和很容易暴露出问题。
17日清早,一部分红军按照部署,分头深入到城内外,一方面做群众工作,一方面筹集物资款项。
而剩下的二十八团等部,则负责在县城周边一带布置警戒线,防备敌人的来犯。
只是出乎其他人意料的是,本来应该在城里负责后勤工作的程刚,却一反常态地出现在了城外的防线之中。
可到了前线之后,对军事稍有了解的程主任,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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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一方面此时的红军远离根据地,难以获得后勤上的支援,另一方面,‘打土豪’的意义,也远非获得经费那么简单。
或者说,无论是历史上还是51位面,哪怕是红军最困难的那段时期,这都不是经费都不是‘打土豪’的主要目的,更重要的应该是彻底打破原有的封建结构,以唤醒贫苦百姓的阶级意识,并获得他们的支持。
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近代农村社会,那些土豪们通过土地出租的方式,在获得了丰厚收入的同时,又会继续置买田产扩大家业以追求更多的地租收益,或者通过经商甚至直接放高利贷获取更大利润。
高地租、高利贷榨取佃农的血汗,这种不公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。
这种模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惊人的可复制性,完全不需要费尽心思去学习先进技术,也不需要冒着破产的风险去实现那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,更不需要担心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。
从操作上来说,依仗着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规则和经验,但凡稍微读过点书的人都能把持住一方场面,尤其是除了他们之外的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,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,执行起来甚至要比建立工厂然后组织一群包身工都要容易。
从风险上来说,无论什么时候粮食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脉,而在工业资本或者社会主义力量还未涉及农业农村之前,作为粮食产量的主要占有者和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,这些地主根本不用担心销售问题。
尤其是在买办阶级介入之后,出口粮食等农业产品,然后进口各类工业品,已经成为了越来越风靡的一件时尚——而代价,自然就是越来越多的穷人难以饱腹,毕竟在此之前,肉至少还是烂在锅里的,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,肉还可以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。
最后就是经济危机了,严格来说,虽然农业社会不会发生如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稳定的经济危机,但实际上其背后却是大量不稳定的危机——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,论起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险性,那还是农业社会更胜一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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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而言之,如果说这个时代的资本家,在市场竞争之下,多少还会被动地采取一些提升生产力的举措,因而相对来说具有一点点的进步性。
那么这些所谓的地主豪绅,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(工业技术)的发展要求,也不代表最广大人民(贫苦百姓)的根本利益,本来就应当是被时代淘汰的对象。
只是“扫帚不到,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”,这些旧时代的遗老遗少可不会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,反而越是生死关头,他们的反动本性就越发地暴露无遗。
在以往的斗争之中,手段最为残酷,行事最无顾虑的,往往还不是那些外地而来的兵匪,而恰恰是那些本地豪绅所组织起来的还乡团、靖卫团。
这些地方武装,虽然无论是武器装备、还是训练水平,都无法与正规军队相提并论,但在与他们的角逐之中红军却着实吃了不少的亏。
因为论起对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,这些当地人出身的民团自然要比大部分为外来者的红军要强上些许。
而因为其行事的毫无底线,对于敢于支持红军的地方群众施加了极为残酷的报复,一度使得不少人选择了望而却步。
所以在这种战争形式之下,最后的胜负手往往就在于谁能够争取到群众的支持,后世的那支军队无往不利的手段,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些惨烈的斗争不断学习而来的。
话说回来,正是因为如此的背景存在,所以当红军每到了一处,首先通过当地党员和群众提供的情报,对此处影响较为恶劣的地主豪绅进行优先打击,就成了行之有效的一种举措。
与此同时,对土豪的打击也满足了农民的利益,这样农民才会拥护这支军队,才会支持革命。
群众们长期处于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,可以说受尽了磨难,同时也被不断的镇压和反动宣传磨灭了反抗的意志。
只有红军在给他们揭露剥削残酷性基础上,又带领大家打土豪并将土豪的不义之财返还给群众。
让群众们不仅意识到反抗行为的正义性,还认识到打土豪、分田地是为他们谋利益的,而不是上等人在玩什么窝里斗,他们才能比较容易地发动起来。
当然了,对于眼下的红军和大余县的百姓而言,这些事情都还为时尚远,16日下午,刚刚攻占大余县城的红四军,在县城中山桥下的河坝里召开了一场军民大会,到会群众近千人,会后,又将打土豪的财物散发给了贫苦群众。
对于当地的群众来说,这支突然出现的军队确实展现了很多和其他军队的不同,其中不少奇异的举动,甚至引发了一些民众的私下讨论。
但毕竟红军刚来不久,军民之间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,所以不少领到财物的群众,实际也就是喊了一声“红军老爷大方”,便该干嘛干嘛去了。
不过又剥削的地方肯定会有压迫,有压迫也肯定会有反抗,只是这种反抗的程度不一罢了,所以有人冷眼旁观,自然也有人踊跃参与,一些当地的贫农还有附近矿场的矿工,在接受到红军的宣传之后,就果断地参与了进来。
显然的,如果红军在此地继续保持以往的作风,群众们也会逐渐地意识到那些问题,并开始自发地支持起这支军队。
只可惜的是,因为来此的时间不长,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也过于薄弱,所以局面暂时还未打开,而一场危机也逐渐地向红军靠拢而来。
对于大部分指战员而言,因为这数个月来的胜利,骄傲自满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在他们心中萌发,虽然下山之后党组织不断地耳提面命,但效果到底如何,谁也没法保证。
尤其是这支军队除了需要执行军事任务之外,还往往肩负这宣传工作,所以在兵力安排上也和很容易暴露出问题。
17日清早,一部分红军按照部署,分头深入到城内外,一方面做群众工作,一方面筹集物资款项。
而剩下的二十八团等部,则负责在县城周边一带布置警戒线,防备敌人的来犯。
只是出乎其他人意料的是,本来应该在城里负责后勤工作的程刚,却一反常态地出现在了城外的防线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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