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八十三章 不容分裂
程刚的到来除了给南凉红军学校的师生们,留下了一份难忘的记忆外,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,但实际上他还是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,或者可以说一锤定音的作用。
根据程刚的了解,在整个陕甘地区的组织人员当中,真正切合程刚本意,并且能够肩负起领导责任的同志,就目前来看只有刘之丹和他身边的一部分人。
至于其他不少同志,或多或少都有点其他的想法,甚至可能还有的认为,刘之丹在一些措施上未免有点过于一意孤行了。
打个比方,在游击队的战士们自己都很难有足够补给的情况下,分出大量粮食用于支援办学,或许大部分人都能理解这么做的意义,但是肚子一饿起来,说些怪话乃至阴奉阳违,也不是没有发生。
这种情况下,一昧强行地用组织纪律去要求同志们去完成任务,或许短时间内没有问题,但考虑到当地组织建设得还远远不够完善,不止是新吸纳进来的人员,就连从其他地区赶来支援的同志,他们能不能做到严守纪律,包括刘之丹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。
再加上这半年里刘之丹与省里之间的意见冲突,组织中其他人到底站在哪一边,这都是不好说的。
所以程刚这个名义上中央大员,手中又掌握了大量当地紧缺的各种物资,眼下跑到这里来坚决地支持刘之丹,对于后者而言无疑是多重意义上的雪中送炭。
尤其程刚确实做到了彻底的用人不疑,把援助全权交由刘之丹处理之后,一门心思窝在学校里,根本就是在摆明自己的态度。
对于之后赶过来沟通的同志,他也只是简单地开了一个小会,然后再次重申中央对刘之丹的支持,相当于给这片初生的根据地插上了一根定海神针,不给任何人聒噪的机会。
虽然说山头主义、地方主义对于一个组织长远的发展而言存在各种弊端,但若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团体,连个统一的声音都没有,那么肯定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的,也必然扛不住后续敌人的猛烈攻势。
更何况程刚也相信刘之丹这位经过历史考验的同志,能够正确处理好这里面的关系,而且由程刚或者说中央扶起来的山头,至少也要比自己发育起来的山头更为可靠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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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了,这些问题都还太过遥远,对于已经驾驶飞机离开陕甘,又再次返回现代的程刚来说,其实没必要考虑太多,现在不过是放个棋子在那,后续到底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
而在另一边,已经回到国内数个月的伍翔宇,也终于是艰难地理清了申城这边的关系,但同时他自己也被困在这座犹如牢笼一般的城市之中,暂时没法离开,甚至就连与锐京的联系,也是断断续续,每次收发电报都有些心惊胆战。
通讯的问题还好解决,既然没法联络,那就不联络便是,在离开莫斯科的时候,伍翔宇就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李润石。
后面伍翔宇与瞿求柏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东北,又辗转回到申城,以及在申城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,其实都是李润石在实际主持着全国的工作。
在伍翔宇看来,既然有后世的现实证明,李润石的能力可以说完全不用质疑。
李润石在之后能完全凭借自己的本事,成功坐上党的C位,伍翔宇根本犯不着过去添堵,甚至还必须要利用现在自己的有利条件,积极扶持李润石在党内的发展,这从私心出发算是一种投资,而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党负责的信念。
而在党内其他同志(无论是莫斯科、申城还是中央苏区)看来,现在伍、李二人无疑已经组成了一个坚定的政治同盟,手下又掌握了绝对的武力及财力,这般力量任谁也不敢小觑。
因此自从伍翔宇抵达莫斯科之后,他的所谓遥控指挥,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做着最后的拍板和背书,实际的决策和执行都是由李润石完成,近半年下来两人配合完美,这些其他同志自然都看在了眼里。
所以李润石暂时接过主持权力,虽然还是挡不住一些人存在不同见,但至少在一定范围局面还是平稳的。
而且这样的主持除了一个临时的名分外,实际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,那些程刚经常光顾的根据地,在财政上就掐住了他们的命脉,又兼有电台作为联络手段,本来就听得进话、经得住劝。
至于那些各大城市内的组织机构、以及靠近申城的一部分地区,一直以来都是由申城来指挥,锐京这边根本就伸不过去,想管也管不来,所以一切基本都是照旧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只不过但凡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样的局面是肯定不能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的,因为这已经出现了分裂的风险。
之前也提到过,之前土共的组织架构可以大致分为中央-省委-地方三级,其中各路红军算作是地方一层,既由省委指挥,又接受中央的命令,具体要看该部红军的实力大小。
比如红四军最开始的时候,因为处于湘赣边界的缘故,湘、赣两省的省委都对其拥有指挥权,两边为当时的槿甘山提供了不少帮助,当然也下了不少绊子。
但因为白色恐怖及其余波,省委这一层级受损严重,而程刚插入之后又打着中央的旗号在里面“捣乱”,导致省委对红四军的影响力大减,规避了不少历史上的悲剧事件。
接下来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壮大之后,又及时建立了与中央的无线通信,从此闽、赣两省省委与之再无上下之分,就连居中联络的作用也被大大削弱。
这么一来,整条线就变成了简单的二级架构,而类似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其他所有掌握了电台的根据地里,比如刘之丹与陕省省委之间的矛盾。
同时因为各种原因,这些电台短期内没法与申城取得联络,锐京就此占据了主导权,从而全国的组织被悄然地拆分两个部分:
通过既有的城市民用通信线路以及特派员制度联系起来的申城-省委一派,以及通过无线电台和程刚联系起来的锐京-根据地一派。
双方互有交叉,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关系,但又隐隐因为路线的不同而显露出各走一边的态势,只是两边都把握住了底线,没有公然喊出什么“第二中央”的分裂口号。
但与历史上罗章隆搞出来的那个闹剧不同,这可是在硬件层面上形成了分裂的基础,如果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话,即便继续保持现状,也会逐步变成事实上分裂。
毕竟罗章隆的做法,还是在原有的组织架构基础之上,强行把各个单位分成了两派,弄出了什么“第二省委”、“第二工会党团”之类的组织,这种方案用点脑子想想就知道肯定搞不成。
可眼下的局面,正统上有伍翔宇背书,财政上有程刚打底,内部拥有完善的通信手段,而且今年下半年还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,实现了几个重点根据地之间的多方位交流。
若是落到了一些偏激人士或者阴谋分子手中,是真的可能做出分裂行径,并且还有极大可能办得成的。
但显然伍翔宇也好,李润石也好,他们都万万不可能做出这般的举措,甚至肯定会宁愿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,也要努力保全组织的健康平稳发展。
要知道,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如果贸然分割,无疑就会变成一场残酷的腥风血雨,尤其是当前土共还处于极为艰难的风雨漂泊阶段,也只有赤裸裸的阴谋家才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。
不提果共分裂带来的惨痛教训,单就罗章隆的那一次,他所发起的“中央非常委员会”成立后不久,大部分成员要么被出卖给了果党并遭到捕杀,要么直接被锄奸队杀害,就连罗章隆自己也是不得不辗转逃生。
所以在九月份悄然返回申城后,伍翔宇根本顾不上指挥锐京方面的具体行动,而是迅速投入到了申城中央的管理当中,或者也可以说是赶紧接下了李利叁闯下来的烂摊子。
确实一盘烂摊子,虽然因为伍翔宇和李润石的掺和,申城对处于农村根据地的一部分红军队伍影响力大减,但李利叁还是成功发动了一场由全国各城市党团组织,以及一部分红色武装参与的大规模暴动。
结局也犹如历史上一般,几乎所有暴动都变成了鸡蛋碰石头,除了导致基层组织严重受损,伤亡惨重之外,就只剩下了些许的声势还存留在报端。
所以到了六七月份各地颓势已显的时候,李利叁的威望早就大大不如从前,等伍翔宇过来之后,很快就把中央的指挥权掌握到了自己手里。
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,哪怕吃下了这场教训,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反思,更不是所有反思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,尤其在内部还有一小撮阴谋分子捣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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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其他不少同志,或多或少都有点其他的想法,甚至可能还有的认为,刘之丹在一些措施上未免有点过于一意孤行了。
打个比方,在游击队的战士们自己都很难有足够补给的情况下,分出大量粮食用于支援办学,或许大部分人都能理解这么做的意义,但是肚子一饿起来,说些怪话乃至阴奉阳违,也不是没有发生。
这种情况下,一昧强行地用组织纪律去要求同志们去完成任务,或许短时间内没有问题,但考虑到当地组织建设得还远远不够完善,不止是新吸纳进来的人员,就连从其他地区赶来支援的同志,他们能不能做到严守纪律,包括刘之丹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。
再加上这半年里刘之丹与省里之间的意见冲突,组织中其他人到底站在哪一边,这都是不好说的。
所以程刚这个名义上中央大员,手中又掌握了大量当地紧缺的各种物资,眼下跑到这里来坚决地支持刘之丹,对于后者而言无疑是多重意义上的雪中送炭。
尤其程刚确实做到了彻底的用人不疑,把援助全权交由刘之丹处理之后,一门心思窝在学校里,根本就是在摆明自己的态度。
对于之后赶过来沟通的同志,他也只是简单地开了一个小会,然后再次重申中央对刘之丹的支持,相当于给这片初生的根据地插上了一根定海神针,不给任何人聒噪的机会。
虽然说山头主义、地方主义对于一个组织长远的发展而言存在各种弊端,但若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团体,连个统一的声音都没有,那么肯定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的,也必然扛不住后续敌人的猛烈攻势。
更何况程刚也相信刘之丹这位经过历史考验的同志,能够正确处理好这里面的关系,而且由程刚或者说中央扶起来的山头,至少也要比自己发育起来的山头更为可靠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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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了,这些问题都还太过遥远,对于已经驾驶飞机离开陕甘,又再次返回现代的程刚来说,其实没必要考虑太多,现在不过是放个棋子在那,后续到底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
而在另一边,已经回到国内数个月的伍翔宇,也终于是艰难地理清了申城这边的关系,但同时他自己也被困在这座犹如牢笼一般的城市之中,暂时没法离开,甚至就连与锐京的联系,也是断断续续,每次收发电报都有些心惊胆战。
通讯的问题还好解决,既然没法联络,那就不联络便是,在离开莫斯科的时候,伍翔宇就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李润石。
后面伍翔宇与瞿求柏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东北,又辗转回到申城,以及在申城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,其实都是李润石在实际主持着全国的工作。
在伍翔宇看来,既然有后世的现实证明,李润石的能力可以说完全不用质疑。
李润石在之后能完全凭借自己的本事,成功坐上党的C位,伍翔宇根本犯不着过去添堵,甚至还必须要利用现在自己的有利条件,积极扶持李润石在党内的发展,这从私心出发算是一种投资,而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党负责的信念。
而在党内其他同志(无论是莫斯科、申城还是中央苏区)看来,现在伍、李二人无疑已经组成了一个坚定的政治同盟,手下又掌握了绝对的武力及财力,这般力量任谁也不敢小觑。
因此自从伍翔宇抵达莫斯科之后,他的所谓遥控指挥,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做着最后的拍板和背书,实际的决策和执行都是由李润石完成,近半年下来两人配合完美,这些其他同志自然都看在了眼里。
所以李润石暂时接过主持权力,虽然还是挡不住一些人存在不同见,但至少在一定范围局面还是平稳的。
而且这样的主持除了一个临时的名分外,实际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,那些程刚经常光顾的根据地,在财政上就掐住了他们的命脉,又兼有电台作为联络手段,本来就听得进话、经得住劝。
至于那些各大城市内的组织机构、以及靠近申城的一部分地区,一直以来都是由申城来指挥,锐京这边根本就伸不过去,想管也管不来,所以一切基本都是照旧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只不过但凡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样的局面是肯定不能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的,因为这已经出现了分裂的风险。
之前也提到过,之前土共的组织架构可以大致分为中央-省委-地方三级,其中各路红军算作是地方一层,既由省委指挥,又接受中央的命令,具体要看该部红军的实力大小。
比如红四军最开始的时候,因为处于湘赣边界的缘故,湘、赣两省的省委都对其拥有指挥权,两边为当时的槿甘山提供了不少帮助,当然也下了不少绊子。
但因为白色恐怖及其余波,省委这一层级受损严重,而程刚插入之后又打着中央的旗号在里面“捣乱”,导致省委对红四军的影响力大减,规避了不少历史上的悲剧事件。
接下来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壮大之后,又及时建立了与中央的无线通信,从此闽、赣两省省委与之再无上下之分,就连居中联络的作用也被大大削弱。
这么一来,整条线就变成了简单的二级架构,而类似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其他所有掌握了电台的根据地里,比如刘之丹与陕省省委之间的矛盾。
同时因为各种原因,这些电台短期内没法与申城取得联络,锐京就此占据了主导权,从而全国的组织被悄然地拆分两个部分:
通过既有的城市民用通信线路以及特派员制度联系起来的申城-省委一派,以及通过无线电台和程刚联系起来的锐京-根据地一派。
双方互有交叉,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关系,但又隐隐因为路线的不同而显露出各走一边的态势,只是两边都把握住了底线,没有公然喊出什么“第二中央”的分裂口号。
但与历史上罗章隆搞出来的那个闹剧不同,这可是在硬件层面上形成了分裂的基础,如果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话,即便继续保持现状,也会逐步变成事实上分裂。
毕竟罗章隆的做法,还是在原有的组织架构基础之上,强行把各个单位分成了两派,弄出了什么“第二省委”、“第二工会党团”之类的组织,这种方案用点脑子想想就知道肯定搞不成。
可眼下的局面,正统上有伍翔宇背书,财政上有程刚打底,内部拥有完善的通信手段,而且今年下半年还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,实现了几个重点根据地之间的多方位交流。
若是落到了一些偏激人士或者阴谋分子手中,是真的可能做出分裂行径,并且还有极大可能办得成的。
但显然伍翔宇也好,李润石也好,他们都万万不可能做出这般的举措,甚至肯定会宁愿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,也要努力保全组织的健康平稳发展。
要知道,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如果贸然分割,无疑就会变成一场残酷的腥风血雨,尤其是当前土共还处于极为艰难的风雨漂泊阶段,也只有赤裸裸的阴谋家才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。
不提果共分裂带来的惨痛教训,单就罗章隆的那一次,他所发起的“中央非常委员会”成立后不久,大部分成员要么被出卖给了果党并遭到捕杀,要么直接被锄奸队杀害,就连罗章隆自己也是不得不辗转逃生。
所以在九月份悄然返回申城后,伍翔宇根本顾不上指挥锐京方面的具体行动,而是迅速投入到了申城中央的管理当中,或者也可以说是赶紧接下了李利叁闯下来的烂摊子。
确实一盘烂摊子,虽然因为伍翔宇和李润石的掺和,申城对处于农村根据地的一部分红军队伍影响力大减,但李利叁还是成功发动了一场由全国各城市党团组织,以及一部分红色武装参与的大规模暴动。
结局也犹如历史上一般,几乎所有暴动都变成了鸡蛋碰石头,除了导致基层组织严重受损,伤亡惨重之外,就只剩下了些许的声势还存留在报端。
所以到了六七月份各地颓势已显的时候,李利叁的威望早就大大不如从前,等伍翔宇过来之后,很快就把中央的指挥权掌握到了自己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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