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六十三章 汉字与打字机
程刚拿过来的打字机,自然不可能是半世纪后应用了芯片技术,可以直接存储汉字字库和输入法,并使用QWER键位的中文打字机。
毕竟那玩意实在是太过黑科技,哪怕再过二三十年,以当下的技术发展速度也很难模仿出来,甚至很可能连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都理解不了。
在电子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三四十年代,机械操控仍然是所有设计的主流选择,或者可以算是唯一选择。
所以程刚拿出的第一台机器,便是最为传统的英文机械打字机,19世纪70年代正式进入市场,到了眼下的20世纪初,打字机在整个欧洲、美洲的办公室里已是平常之物了。
这里必须得要承认,在打字机这一机械发明之后,字母文字确实拥有了快速输入输出的方法,这一进度,相比于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,早了差不多一百年。
不过,对于从后世而来的现代青年程刚而言,这点代差基本可以说是无感的,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将其抹平了。
只是如果放在一切仍方兴未艾的民国,各番感受自然大为不同,哪怕是程刚自己,有时候也得饱尝大量书写汉字的痛苦。
不不像现代,即便程刚个把星期乃至数月不碰笔,无论学习还是工作,都不会有任何障碍,至于由此带来的书写退步,就另外说了。
当然,英文打字机这玩意在国内毕竟还是不太常见的,而且价格确实不菲,加上懂得英文或其他字母文字的人也少,所以程刚拿这玩意过来,无非就是给对方试一试而已,或者说,仅仅是做个展示。
果不其然,鲁树人对于第一台机器的兴趣寥寥,其实在今晚程刚提出要送他打字机的时候,他就觉得并没有这个必要。
一方面,现在鲁树人手抖的毛病并没有多明显,若是想要写字总还是能写下来的,也不会太过影响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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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自从进入30年代后,鲁树人的作品就主要以短篇杂文为主,基本很少涉及中长篇内容,所以写字负担并不算大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,他对于程刚的这些小动作,更像是以一种看戏的姿态来旁观,看看对方今天又会整出什么新花样来。
类似的事情在两人之前见面的时候就时有发生,程刚总是会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,然后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,当时乍一看上去,似乎毫无头脑,但事后一回想,又觉得挺有意思。
因此鲁树人给程刚扣上一个喜欢“故作神秘”的帽子,倒也不算是冤枉他了。
这里主要也是因为后者知道对方口风很紧,不会轻易将两人的来往经历轻易泄露出去。
而且鲁树人身处党外,与土共的内部事务基本没有联系,又对革命事业拥有较为深入的理解,加之他在后世的名气,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,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。
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,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,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。
另外,与打字机相比,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,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求柏编写的之后。
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,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,平时私交也是极好,历史上瞿求柏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,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,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,传下了不少佳话。
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,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,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。
回国后,瞿求柏又与吴玉漳、林伯衢等同志,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,后世将其称之为“北拉”(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)。
只不过,瞿求柏的“北拉”方案正式出炉时,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,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,不断向外推广,已经逐渐有了成效。
相较之下,“北拉”方案因为过于激进,本就不受程刚支持,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,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。
见到鲁树人的动作,程刚轻笑着说道:“这本书是求柏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,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,在我看来,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,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。”
客观地说,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,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,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。
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,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,国家内部四分五裂,各路军阀混战,城头变幻大王旗,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,收税收到几十年后,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。
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,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,而夏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,“中华民族,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,都会试图去寻找一条求亡图存的道路,开启民智,势在必行。
同时,这时候的汉字,往往只有中上阶层才学得起并有时间学,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,结果便是“汉字”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,因此鲁树人就曾对此作出评价:“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”。
“要我们保存国粹,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。为汉字而牺牲我们,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?”
——这句话在后世看来委实过激了些,将这两个并不算矛盾的事物对立了起来,但必须也得承认,这是他们这群前辈在茫然求索之中,努力试图寻找出路而做的尝试,作为后人,谁也无法,更没有资格否定其中的初衷与精神。
“我倒是觉得这套方案还算不错,你为何会认为它没什么用处呢?”
这时鲁树人忍不住瞟了一眼桌上的烟盒,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行动,面对程刚的言论,他只是笑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“你等下,我这回可准备了不少资料。”程刚也不客气,转头在箱子里翻找起来。
其实就汉字拉丁化的问题,他之前早就想和对方讨论了,不过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,程刚可不敢和对方随意“开战”,毕竟这位和人辩论起来,水平还真不是吹的。
所以程刚干脆简单粗暴地搞起了文海攻势,只见他首先拿出了一本书,
“这是15世纪朝鲜学者崔溥写的《漂海录》,当时还是明孝宗弘治时期,作者在书中记录了他在夏国游历的见闻,可以用来了解当时社会的一部分面貌。
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其中一段就行了,‘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,虽闸童稚及津夫、水夫皆识文字。
臣至其地写以河之,则凡山川古迹、土地沿革,皆晓解详告之。
江北则不学者多,故臣欲向之则皆曰:“我不识字。”就是无识人也。’
这一记载如果属实的话,那么就能说明一点,最早在四百年多前的明朝江南地区,无论地位高低、家庭贫富,都有不少民众接受过基本的童蒙教育,文化普及程度之高,或许还能胜过如今的民国。”
作为东亚地区最早也最全面介绍夏国的外国专著之一,《漂海录》曾在朝鲜多次印刊,后又被译为日文、英文等在多国流传,但在国内的知名度还比较有限。
一直以来鲁树人对古董古籍的收藏就很感兴趣,听完程刚的介绍后,立马就提起了兴致。
也没多说什么,先是看了几遍对方所指的那段,然后又一目十行地浏览起了全文,《漂海录》通篇不长,所以不用花上太多时间。
而程刚则继续说道:“书中江南和江北的对比,其实也是‘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’的写照。
因此想要开启民智,消除文盲,并非简单将汉字拉丁化就能解决的,以古人的生产力水平都能普及基本的童蒙教育,难道我们还不如他们么?
反过来说,如今夏国的落后并非仅仅是源于我们的文化,更多的还是时下的政局太过动荡,割地赔款、土地兼并、军阀混战,古的今的问题都冒了出来,生在乱世,又如何指望能见到盛世之相呢?
所以我才觉得没必要将保不保留汉字的问题与民族存亡对立起来,古人都能做到的事情,没道理我们就做不到。
事实上,至少在我们土共的地盘上,这些工作已经颇有成效了。”
鲁树人虽然没有作出回应,但程刚知道若是仅凭这点浅显的分析,就能直接说过对方,这未免也太小看人家了,所以程刚接着趁热打铁,又拿出了一叠资料。
只不过这次就不是古籍了,而是一些现今根据地使用的扫盲教材,以及在经过扫盲的地区,进行的调查报告。
如果要说起这几年里程刚最为自豪的事情,那么推广教育绝对能够派到前三位中去。
有了来自建国后的资料与经验,哪怕如今的财力与人力都远远比不上后世,但也能做出不少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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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那玩意实在是太过黑科技,哪怕再过二三十年,以当下的技术发展速度也很难模仿出来,甚至很可能连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都理解不了。
在电子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三四十年代,机械操控仍然是所有设计的主流选择,或者可以算是唯一选择。
所以程刚拿出的第一台机器,便是最为传统的英文机械打字机,19世纪70年代正式进入市场,到了眼下的20世纪初,打字机在整个欧洲、美洲的办公室里已是平常之物了。
这里必须得要承认,在打字机这一机械发明之后,字母文字确实拥有了快速输入输出的方法,这一进度,相比于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,早了差不多一百年。
不过,对于从后世而来的现代青年程刚而言,这点代差基本可以说是无感的,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将其抹平了。
只是如果放在一切仍方兴未艾的民国,各番感受自然大为不同,哪怕是程刚自己,有时候也得饱尝大量书写汉字的痛苦。
不不像现代,即便程刚个把星期乃至数月不碰笔,无论学习还是工作,都不会有任何障碍,至于由此带来的书写退步,就另外说了。
当然,英文打字机这玩意在国内毕竟还是不太常见的,而且价格确实不菲,加上懂得英文或其他字母文字的人也少,所以程刚拿这玩意过来,无非就是给对方试一试而已,或者说,仅仅是做个展示。
果不其然,鲁树人对于第一台机器的兴趣寥寥,其实在今晚程刚提出要送他打字机的时候,他就觉得并没有这个必要。
一方面,现在鲁树人手抖的毛病并没有多明显,若是想要写字总还是能写下来的,也不会太过影响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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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自从进入30年代后,鲁树人的作品就主要以短篇杂文为主,基本很少涉及中长篇内容,所以写字负担并不算大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,他对于程刚的这些小动作,更像是以一种看戏的姿态来旁观,看看对方今天又会整出什么新花样来。
类似的事情在两人之前见面的时候就时有发生,程刚总是会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,然后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,当时乍一看上去,似乎毫无头脑,但事后一回想,又觉得挺有意思。
因此鲁树人给程刚扣上一个喜欢“故作神秘”的帽子,倒也不算是冤枉他了。
这里主要也是因为后者知道对方口风很紧,不会轻易将两人的来往经历轻易泄露出去。
而且鲁树人身处党外,与土共的内部事务基本没有联系,又对革命事业拥有较为深入的理解,加之他在后世的名气,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,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。
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,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,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。
另外,与打字机相比,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,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求柏编写的之后。
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,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,平时私交也是极好,历史上瞿求柏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,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,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,传下了不少佳话。
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,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,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。
回国后,瞿求柏又与吴玉漳、林伯衢等同志,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,后世将其称之为“北拉”(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)。
只不过,瞿求柏的“北拉”方案正式出炉时,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,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,不断向外推广,已经逐渐有了成效。
相较之下,“北拉”方案因为过于激进,本就不受程刚支持,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,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。
见到鲁树人的动作,程刚轻笑着说道:“这本书是求柏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,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,在我看来,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,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。”
客观地说,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,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,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。
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,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,国家内部四分五裂,各路军阀混战,城头变幻大王旗,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,收税收到几十年后,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。
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,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,而夏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,“中华民族,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,都会试图去寻找一条求亡图存的道路,开启民智,势在必行。
同时,这时候的汉字,往往只有中上阶层才学得起并有时间学,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,结果便是“汉字”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,因此鲁树人就曾对此作出评价:“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”。
“要我们保存国粹,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。为汉字而牺牲我们,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?”
——这句话在后世看来委实过激了些,将这两个并不算矛盾的事物对立了起来,但必须也得承认,这是他们这群前辈在茫然求索之中,努力试图寻找出路而做的尝试,作为后人,谁也无法,更没有资格否定其中的初衷与精神。
“我倒是觉得这套方案还算不错,你为何会认为它没什么用处呢?”
这时鲁树人忍不住瞟了一眼桌上的烟盒,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行动,面对程刚的言论,他只是笑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“你等下,我这回可准备了不少资料。”程刚也不客气,转头在箱子里翻找起来。
其实就汉字拉丁化的问题,他之前早就想和对方讨论了,不过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,程刚可不敢和对方随意“开战”,毕竟这位和人辩论起来,水平还真不是吹的。
所以程刚干脆简单粗暴地搞起了文海攻势,只见他首先拿出了一本书,
“这是15世纪朝鲜学者崔溥写的《漂海录》,当时还是明孝宗弘治时期,作者在书中记录了他在夏国游历的见闻,可以用来了解当时社会的一部分面貌。
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其中一段就行了,‘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,虽闸童稚及津夫、水夫皆识文字。
臣至其地写以河之,则凡山川古迹、土地沿革,皆晓解详告之。
江北则不学者多,故臣欲向之则皆曰:“我不识字。”就是无识人也。’
这一记载如果属实的话,那么就能说明一点,最早在四百年多前的明朝江南地区,无论地位高低、家庭贫富,都有不少民众接受过基本的童蒙教育,文化普及程度之高,或许还能胜过如今的民国。”
作为东亚地区最早也最全面介绍夏国的外国专著之一,《漂海录》曾在朝鲜多次印刊,后又被译为日文、英文等在多国流传,但在国内的知名度还比较有限。
一直以来鲁树人对古董古籍的收藏就很感兴趣,听完程刚的介绍后,立马就提起了兴致。
也没多说什么,先是看了几遍对方所指的那段,然后又一目十行地浏览起了全文,《漂海录》通篇不长,所以不用花上太多时间。
而程刚则继续说道:“书中江南和江北的对比,其实也是‘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’的写照。
因此想要开启民智,消除文盲,并非简单将汉字拉丁化就能解决的,以古人的生产力水平都能普及基本的童蒙教育,难道我们还不如他们么?
反过来说,如今夏国的落后并非仅仅是源于我们的文化,更多的还是时下的政局太过动荡,割地赔款、土地兼并、军阀混战,古的今的问题都冒了出来,生在乱世,又如何指望能见到盛世之相呢?
所以我才觉得没必要将保不保留汉字的问题与民族存亡对立起来,古人都能做到的事情,没道理我们就做不到。
事实上,至少在我们土共的地盘上,这些工作已经颇有成效了。”
鲁树人虽然没有作出回应,但程刚知道若是仅凭这点浅显的分析,就能直接说过对方,这未免也太小看人家了,所以程刚接着趁热打铁,又拿出了一叠资料。
只不过这次就不是古籍了,而是一些现今根据地使用的扫盲教材,以及在经过扫盲的地区,进行的调查报告。
如果要说起这几年里程刚最为自豪的事情,那么推广教育绝对能够派到前三位中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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