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41-244的回应
关于最新章(241-244)的这段情节,引发了不小的争议,我也挨了不少喷,这点首先得认个错,在设计情节时,我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,挨打就得立正,这个没啥好说的。
当然我肯定不会接收某些书友的个别过激评价,说实话有些盖帽子之嫌,不仅难听,而且也不符合事实。
为了避免更深的误会,我已经修改了其中的部分内容,主体并没有大的改动,但在整体思路上更加偏向于情节的本意,不至于导致过多的误解。
从最初的纲要来说,对于杀不杀张,我确实没有设计好,当时的计划分了两条,一个是明正典刑,一个是流放之后再安排些受折磨的情节,最后再死。
但很显然,后者其实是违背小说写作规律的设计,毕竟好不容易铺垫了这么多,结果还把这个反派留在那恶心人,实在太过影响全文的节奏和爽感,说得难听点,就是在膈应人。
这点确实是我的问题,所以在书友们反映过来之后,我就召集了不少有意见的书友一起来讨论,其实只要大家不说什么过激过火的话,大部分建议我都是能听进去的,尤其是在大家这么多人都在讨论此事。
我又不是那种独裁者,灵顽不灵,该听取的意见肯定能够听进去,以后也欢迎大家多多批评,多多建议,就是语气还得麻烦手下留情( ̄ε(# ̄)。
最后再解释一下为何设计这些情节,其中的思路来自于三个方面,一个是下面这段资料:
1953年春,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,张国彪聊道:“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,真是令人感奋。现在我闲居香江,一贫如洗,每天望着日出,看着日落,实在太寂寞了。有时真想回北京去,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。”
——(从这里可以看出此人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)
陈先生称张国彪为伯伯。他问:“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?”张国彪摇头:“没有合适的渠道。”陈先生说:“我认识新华社香江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,可以帮你传个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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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,好。”张国彪很兴奋地说:“帮我请教金先生,有没有可能回北京,最好是向李润石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。”
张国彪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,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,上写“李润石主席”,下署“张国彪拜上”。
正文不长,大意是:李润石主席并刘绍齐书记、伍翔宇总理: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,夏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夏国的胜利,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。
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,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,在你们的领导下,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,鞠躬尽瘁,以赎前愆。
——(投机分子实证)
新华社香江分社按照组织程序,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土共中央华南分局,由他们上呈中央。
两三个星期后,刘绍齐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:“张国彪愿意回来是可以的,中央是欢迎的。”
但是,刘绍齐提出了一个条件,即张国彪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,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、分裂党中央、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,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,以示自己的决心。
金尧如约见陈先生,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彪。
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。张国彪托人向中央表示,愿意为夏国政府做点事,要求给予生活补助。
《关于张国彪最近情况简报》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,李润石拈着烟,沉思长久,然后在简报上批道:“应劝张国彪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。如能做到这点,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。”
张国彪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李润石的视线。土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彪,但是,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,于是,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。
在香江生活了二十多年后,张国彪决定迁居美国,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。1979年12月3日,张国彪在养老院病逝。12月5日,张国彪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。张国彪死时,按虚岁是83岁。
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张国彪的性格特点,所以在文中我也没有什么给他粉饰的想法,和所有书友一样,我肯定是发自内心地唾弃此人。
但是在情节设计上,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,首先在局势上有些生搬硬套,未来可以饶过,但并不代表现在可以饶过,两者的环境大不相同,所以直接搬过来必然会犯错。
还有一个则是伍翔宇设定的特科规则,这个正文里已有解释,就不再多说。当然这条也存在一些问题,特科毕竟作为地下工作者,自然要遵循一些规矩,那就是绝对不能走向恐怖主义,这是典型的自绝于人民的做法。但是,对于已有确定证据的叛徒,即便已经没了危害,也并不怎么适用这个说法,因此不能强行联系起来。
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,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一段,重点其实不在于张死不死,也不在于防备扩大化,这期间的逻辑没有那么简单。
从本意来说,我是想想要将重点放在如何选拔干部上,这点其实当初的组织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,比如伍翔宇拟写的《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——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》,其中就有强调,全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,坚守“深入群众”的口号,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,健强他的阶级意识和对革命的信念,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脱离群众的组织。
这个从后世来看显然是非常正确的,但接下来的几年里,至少在部分高级干部身上,这些要求并没有被体现出来,所以伍翔宇希望改变高层的局面应该也是较为合理的想法。
但是真要推行起来,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政治斗争,乃至于反向的扩大化,这才是伍翔宇真正担心的问题,所以在处理张案上,才会选择如此慎重的态度。(而张的误判就在于此,他以为伍的目的是政斗,结果没人容得下他)
实际上,我想要表达的应该是这部分内容,但到底是笔力有限,再加上被喷得太厉害,结果思路就不自觉地走歪了,现在做了部分修正(补充了一些内容),但估计先前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,所以还是决定再说明清楚。
总之,整件事主要还是我的问题,这个我得认,所以在此给大家做个检讨了,实在抱歉,影响各位的阅读体验,挨了喷我也受着。
当然,肯定还是希望大家能坐在一起好好沟通,毕竟小说写到这份上,已经不再属于作者自己,而应该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培育的产物,大家一起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,当然是最理想的啦(๑•̀ㅂ•́)و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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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避免更深的误会,我已经修改了其中的部分内容,主体并没有大的改动,但在整体思路上更加偏向于情节的本意,不至于导致过多的误解。
从最初的纲要来说,对于杀不杀张,我确实没有设计好,当时的计划分了两条,一个是明正典刑,一个是流放之后再安排些受折磨的情节,最后再死。
但很显然,后者其实是违背小说写作规律的设计,毕竟好不容易铺垫了这么多,结果还把这个反派留在那恶心人,实在太过影响全文的节奏和爽感,说得难听点,就是在膈应人。
这点确实是我的问题,所以在书友们反映过来之后,我就召集了不少有意见的书友一起来讨论,其实只要大家不说什么过激过火的话,大部分建议我都是能听进去的,尤其是在大家这么多人都在讨论此事。
我又不是那种独裁者,灵顽不灵,该听取的意见肯定能够听进去,以后也欢迎大家多多批评,多多建议,就是语气还得麻烦手下留情( ̄ε(# ̄)。
最后再解释一下为何设计这些情节,其中的思路来自于三个方面,一个是下面这段资料:
1953年春,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,张国彪聊道:“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,真是令人感奋。现在我闲居香江,一贫如洗,每天望着日出,看着日落,实在太寂寞了。有时真想回北京去,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。”
——(从这里可以看出此人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)
陈先生称张国彪为伯伯。他问:“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?”张国彪摇头:“没有合适的渠道。”陈先生说:“我认识新华社香江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,可以帮你传个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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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,好。”张国彪很兴奋地说:“帮我请教金先生,有没有可能回北京,最好是向李润石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。”
张国彪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,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,上写“李润石主席”,下署“张国彪拜上”。
正文不长,大意是:李润石主席并刘绍齐书记、伍翔宇总理: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,夏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夏国的胜利,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。
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,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,在你们的领导下,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,鞠躬尽瘁,以赎前愆。
——(投机分子实证)
新华社香江分社按照组织程序,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土共中央华南分局,由他们上呈中央。
两三个星期后,刘绍齐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:“张国彪愿意回来是可以的,中央是欢迎的。”
但是,刘绍齐提出了一个条件,即张国彪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,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、分裂党中央、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,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,以示自己的决心。
金尧如约见陈先生,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彪。
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。张国彪托人向中央表示,愿意为夏国政府做点事,要求给予生活补助。
《关于张国彪最近情况简报》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,李润石拈着烟,沉思长久,然后在简报上批道:“应劝张国彪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。如能做到这点,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。”
张国彪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李润石的视线。土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彪,但是,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,于是,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。
在香江生活了二十多年后,张国彪决定迁居美国,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。1979年12月3日,张国彪在养老院病逝。12月5日,张国彪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。张国彪死时,按虚岁是83岁。
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张国彪的性格特点,所以在文中我也没有什么给他粉饰的想法,和所有书友一样,我肯定是发自内心地唾弃此人。
但是在情节设计上,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,首先在局势上有些生搬硬套,未来可以饶过,但并不代表现在可以饶过,两者的环境大不相同,所以直接搬过来必然会犯错。
还有一个则是伍翔宇设定的特科规则,这个正文里已有解释,就不再多说。当然这条也存在一些问题,特科毕竟作为地下工作者,自然要遵循一些规矩,那就是绝对不能走向恐怖主义,这是典型的自绝于人民的做法。但是,对于已有确定证据的叛徒,即便已经没了危害,也并不怎么适用这个说法,因此不能强行联系起来。
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,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一段,重点其实不在于张死不死,也不在于防备扩大化,这期间的逻辑没有那么简单。
从本意来说,我是想想要将重点放在如何选拔干部上,这点其实当初的组织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,比如伍翔宇拟写的《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——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》,其中就有强调,全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,坚守“深入群众”的口号,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,健强他的阶级意识和对革命的信念,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脱离群众的组织。
这个从后世来看显然是非常正确的,但接下来的几年里,至少在部分高级干部身上,这些要求并没有被体现出来,所以伍翔宇希望改变高层的局面应该也是较为合理的想法。
但是真要推行起来,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政治斗争,乃至于反向的扩大化,这才是伍翔宇真正担心的问题,所以在处理张案上,才会选择如此慎重的态度。(而张的误判就在于此,他以为伍的目的是政斗,结果没人容得下他)
实际上,我想要表达的应该是这部分内容,但到底是笔力有限,再加上被喷得太厉害,结果思路就不自觉地走歪了,现在做了部分修正(补充了一些内容),但估计先前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,所以还是决定再说明清楚。
总之,整件事主要还是我的问题,这个我得认,所以在此给大家做个检讨了,实在抱歉,影响各位的阅读体验,挨了喷我也受着。
当然,肯定还是希望大家能坐在一起好好沟通,毕竟小说写到这份上,已经不再属于作者自己,而应该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培育的产物,大家一起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,当然是最理想的啦(๑•̀ㅂ•́)و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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